父亲又在弯着腰摆弄着田地里的东西,他说这些农产品是城市的稀罕物,让我报到的时候都带着。这是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、踏入省城生活,父母比我还紧张,一会儿搜索学校的信息,一会儿收拾行李,一会儿想联系辅导员老师。他们的行为显得溺爱,可我理解他们的心情,因为,我有些特殊。
我属于一级听力残疾,我的世界里没有任何声音,走过12年的康复之路,我考入了省城的特殊教育学校。拿到通知书那天,家里人都很兴奋,那个呆头呆脑的聋孩儿能变成大学生,也算是村里的奇闻了。
“你老师是男的还是女的?”父亲拍拍我,打断了我的沉思。我茫然地摇摇头,大概父亲也知道问我也是白问,于是继续自顾自地收拾东西。我看见他把一捆精心晾晒的烟叶装进红色塑料袋,随即又掏出来,换成透明袋。他看我盯着他,于是打手语告诉我:“城市人讲究健康卫生,食品袋都是透明的,透明袋会比红袋子显得干净。”而我则盯着他的指节,因为常年抡大锤、拧钢筋而显得格外粗壮。父亲拎着打包好的烟叶和小米来到我面前,“要是男老师,就送烟叶;要是女老师,就送小米,记住了吗?”我烦躁地把头扭向一边,用以表现自己的不满。我确实有些抵触情绪,我是正常录取上大学的,干嘛非得这样!父亲见我闹情绪,又开始了絮叨:“你还小,不懂事,社会跟家里不一样,送点礼,好办事”“跟老师搞好关系,以后遇到事了,可以找老师帮帮忙”“你耳朵听不见,万一有什么事情,学校能包容点,宽大处理”。父亲总说我耳朵听不见,头脑不灵活,理不清社会门道,看不懂人情世故,要手把手教我立足。在他心里,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,是用一条烟给我换了一张夜间门诊挂号单,救回了肺炎高烧的我;最懊恼的事,是当年没给村里送只老母鸡,让全家多等了一年才住进新房。在他的世界观里,人情就像田埂上的路,得常走动才能不荒,而送礼就是铺路的石子。他的执拗让他只信自己想的。
报到那天,父亲专门等到天黑。等都没人了,他找到老师,递上小米。老师连忙摆手,客气地递回来,父亲急忙解释道:“自己家的,不值钱,吃个新鲜。”老师依旧没有收,她让父亲放心,学校会关心每一位学生的成长,相信我很快就能适应学校生活。
东升的月亮逐渐驱散夜晚的黑,父亲有些讪讪地离开了,但心却没有放下。每周的视频电话,他都要问我:“跟老师关系怎么样?老师对你好不好?”
学校要评奖学金的前,父亲专门给我五百元钱,让我夹在作业本里,单独去找老师交作业。他仔细叮嘱我:“一定找老师在的时候交作业,不要打手语,手语别人能看到,只需要把作业本放到老师面前,翻开有钱的那一页就行。”
我真的很犹豫,曾经我也担心校园生活会充满阻碍,可现实却是每天都被真诚的善意与正直的清风包围。班主任会将文件重点用加粗变色字体标记好,方便我们聋生快速捕捉关键信息;上课老师会特意放慢节奏,配合手语一遍遍地讲解知识。即便我有时理解错、做不好,老师也从不恶意针对我,他们会用文字或手语更细致解答。在他们的眼神里,我看到了充满温暖的鼓励,而这份鼓励与关怀不掺杂任何私心。教师节时,同学们曾想一起送老师一束花,却被老师轻轻退回,她告诉我们:“大家的点滴进步,就是给老师最好的礼物。”
想到这里,我鼓起勇气反抗父亲,可父亲却大发雷霆:“你一个小孩子,你懂什么!当年你大伯就是靠你爷爷托的关系,要不然现在能这么成功?你非要等失败了再后悔吗?”随着父亲的训斥,我又变成了那个不懂世事的呆孩子,但我心里别扭,只好拿着本子在办公室门口徘徊。老师看见了我,主动走过来,我把本子打开,老师愣了一下,随即就合上本子轻轻放在我手里。老师温和地拍拍我的肩膀,带我去了隔壁屋。“最近有什么困难或心事吗?别担心,老师和学校是你坚强的后盾。”我低着头,不敢直视老师的眼睛。老师看出了我的犹豫,微笑着说:“是不是你父亲让你做的?为了评奖学金?”我为难地点点头。“拿回去吧,转告他,你在学校表现很好,学习和生活都没有问题,让他不用担心,”说着,老师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,“也请他相信学校,相信老师,学校是育人的地方,公平公正、廉洁自律是我们的行为准则。”
几天后,学校开始评定奖学金,老师将奖学金的评选条件发到群里,从学业成绩的占比到综合测评的维度,从社会实践的标准到纪律表现的要求,每一条都清晰明确,如同不可逾越的红线。学业成绩由教务处统一核算后公示,每位同学都能核对自己的排名与分数;综合测评则由班主任牵头,会同班干部、学生代表共同打分,测评过程全程记录,测评结果当场公布,接受全班同学监督。奖学金入围名单还会在校园里公示,更附有详细的评审流程与监督电话,全程透明公开。任何同学有疑问都可以通过意见箱、辅导员反馈等渠道提出,学校会进行核查答复。
那天晚上,我把公示栏里的内容全都拍照给父亲看。获奖学生的名单和评审细则,每个分数的构成都标记得清清楚楚。白纸、黑字、红章,每一笔都散发着清风正气,每一画都彰显着公平公正。而我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二等奖。父亲看看照片,又看看退回的钱,很久没有说话。
后来的日子里,父亲的视频电话依旧是每周一次,却再也没问过那两个问题。
又是一年开学季,我收拾着行李,询问父亲还有什么要带的。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:“没有了,带好你自己的生活物品就够了。”我有些惊讶,一时搞不清缘由,父亲却笑着拍拍我的肩膀,告诉我:“父亲老了,看不懂世事了,不能再拿邪门歪道带坏你。”望着父亲已经半白的头发,我走上前握起他的手,就像儿时他教我那样,我告诉他:“现在的世事很简单,公平公正、廉洁守纪,我们身子正、脚步直就能走得远、走成功。”
父亲老了,但他并不怅然,他欣喜于我的书包里只有书本,他喜悦于我的成长路上少了弯弯绕绕。他开始懂得,如今的孩子不再需要揣着小心思前行,那些透明的升学规则、公平的竞争机会、纯粹的师生情谊,比任何叮嘱都更让人放心。就像家门前的向日葵,只有向着阳光生长,才能结出饱满的籽粒。
父亲老了,他心里却很振奋,他欣慰于学校里的清风正气,他欢喜于时代的廉洁公正,他开始明白,如今的路不再需要石子来铺,那些写在纸上的规则、贴在墙上的公示,比任何礼物都更让人踏实。就像院子里的果树,只有身正向上,才能长出沉甸甸的果实。
父亲老了,我内心更加笃定。我不必再顾虑付出得不到公正回报,我也不必再惶恐不懂世事会受人排挤,我更不必再担心没有父母庇护而受到伤害。时代向前发展,公正法治是世事的底色,廉洁正义是社会的共识,每份努力都能被看见、被尊重,大家守法守德、遵规遵纪,一切都是光明正大、干干净净的。
父亲老了,不是礼物不再被需要,而是这崭新的时代早已为情谊与往来定下了更清澈的底色。父亲的老去与新时代的到来撞个满怀,那些曾被他珍视的“规矩”渐渐淡去,留下的是风清气正里愈发珍贵的本真。